自由教育是在文化里或朝向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终产物是一个人文化成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cultura)最初的含义是农艺：土壤的耕种及其出产，在尽心的照顾下，与土壤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改良着土壤。（译按：土壤上浇水门汀，盖大厦，也是改良土壤。使这块土壤成了最高价值的房地产，谁说不是改良？但这种改良未必与土壤的自然本性相符合。读 施老师，要注意他行文的准确，意思的周到。）“文化”的引申义也即今日的主要含义则是心灵的耕种，是与心灵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照顾和改良心灵天生的诸般能力。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365646234正如土壤需要耕种者，心灵需要教师。但是，农夫易得，教师难求（teachers are not as easy to come by as farmers）。教师本人也是学生并且必须是学生。然而又不能作无穷递推：最终必须有不再是学生的教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教师是伟大的心灵，为了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避免任何含糊，必须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样的人是极其稀有的。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教室里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你的有生之年里如果有这样一位同时活着，就是你的幸运了。就现实的可行性而言，无论什么程度的学生，想要接近那些不再是学生的教师，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唯一的途径是那些伟大的书。所以自由教育就在于以相当的细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书，这种研读，是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较少经验的学生，包括初读者。（译按：在伟大的书面前，教学之间，无非同学。与伟大的心灵不可能同时同地，能同时一位已属幸运，但却可以无时无地不与他们同在，那就是读他们的书。“尚友古人，转益多师”，读伟大的书就是尚友伟大的心灵，受教于伟大的心灵。自由教育无他，就在于也仅在于：读伟大的书。这是谁都可以有的幸运，却几乎谁都不在乎这种幸运。）
这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任务，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做法的话。这种做法要求冗长的注解。许多人已经或仍将耗尽一生来写这样的注解。（译按：为经作传，为经传作注作疏，都只是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较少经验的学生。此间的“学术规范”却似乎不读经不要紧，不引某注某疏则是缺典，真滑稽。）又如，说伟大的书应该“以相当的细心”来研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对你们每个人都很明显的困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那些最伟大的心灵对我们说的并非都一样；他们若聚在一处，彼此必定不一致，甚至五花八门。不管这里还可能隐含什么结论，肯定隐含的一个结论是：自由教育不能是简单的教导。我再提出另一个困难。“自由教育是在文化里的教育。”在什么文化里？我们的回答是：西方传统这一意义上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只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把自己限制在西方文化上，我们岂不是判定自由教育是一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而地方主义岂不是与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的宽容（generosity）和开放（openmindedness）相矛盾？看来我们对自由教育的概念不适合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认定的事实是：不存在一种纯人类心灵的纯文化(theculture of the human minds)，只存在一大堆各色各样的文化。很显然，允许用复数的文化跟作为一个singulare tantum、只能用单数的文化远不是相同的东西。正如人们所说，如今文化已不是一个绝对，而成了相对的了。不容易说明白可以用复数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这种含糊性的一个结果是人们或明或暗地提出：人类任何群体的任何共同的行为模式都是文化。于是我们会脱口而出地说“城市郊区的文化”，或者“青少年团伙的文化”，不管其违法抑或合法。换言之，只要不住在精神病院里，任何人都是一个“文化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研究到后来甚至可以问：为什么不可以有精神病院文化呢？把“文化”的现今用法和其原来的意义相对照，简直可以说，在园子里乱扔沙丁鱼空罐头、威士忌空酒瓶和各色各样旧报纸，也算是耕种园子了。到了这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迷路了。让我们另提一个问题，重新开始：此时此地，自由教育能够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一种类型的读写教育，是在文字里和通过文字的教育的某种类别。没有必要再为文字读写作什么说明；每个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无论如何离不开文字读写。为了理解这个必要性我们必须思考一下现代民主。什么是现代民主？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民主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德性的政制，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是有德之人的一种政制；因为德性看来是要求智慧的，所以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既是有德之人又是智慧之士的一种政制，或者说，民主是里面所有的或多数的成年人都高度发展了他们的理智（reason）的社会，或曰真正的理性社会（the rational society）。民主在词义里面意味着是一种君子政治（aristocracy，贵族制），它扩展成了一种普遍的君子政治（a universal aristocracy）。然而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怀疑就已经产生了：像上面理解的民主是否可能呢？两位最伟大的民主理论家，其中之一这样写道（待查）：“如果人民是由诸神组成的，人民也许能民主地进行自我统治。但如此完美的政体人类配不上。”这一平静而微弱的声音如今已如雷轰鸣，震耳欲聋。
有一门大科学，叫政治科学，我本人就厕身在成千上万据称教这门科学的人中。（译按：哈哈！施老师也身上长刺。）可以说，这门科学只有一个主题：把民主的原始概念，或曰民主的理想（ideal of democracy），跟实际所是的民主作比较，此外没有别的主题。（译按：此处所谓“民主的原始概念”，“民主的理想”，并不是古希腊城邦世界有过的民主，如雅典的民主，而是指上文提到的“曾经有过的说法”：“民主是离不开德性的政制”，“人类配不上的完美政体”云云。雅典城邦的民主也是一种“实际所是的民主”，当然与现代民主大不同。）根据一种走极端的看法，这看法在政治学业界已占了统治地位，民主的理想全然是幻觉，唯一有关系的事情是各种民主政体的行为和民主政体中人的行为。现代民主似乎是大众的统治，但事实上大众又不能统治，只能受精英统治，即受那些不管因什么理由而位居高层或运气好而升到高层的人们组成的群体统治。民主的平稳运作要求于大众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可以说是对选举的冷漠，也即公共精神的缺乏；那些除了体育新闻和滑稽小品什么也不读的公民不是“大地上的盐”，倒真是现代民主的盐。（译按：《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叫人践踏了。”“民主的盐”本应是既有德性又有智慧的公民。但现代民主中的mass，对选举冷漠，缺乏公共精神，除了体育新闻和滑稽小品什么也不读；“现代民主的盐”失了味了，只能被“丢在外面”。）所以民主实际上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只要有极平庸的能力就能玩弄的文化，不需要任何智力的和道德的努力，并且十分廉价。但是甚至大众文化并且恰恰是大众文化要求持续不断地供应所谓的“新思想”，它们是所谓的“创新头脑”的产品：流行音乐的市场如果不能时不时地变怪出新就会失去吸引力。（译按：今日之中国，“创新”的口号，追求“新思想”的时髦，全球之冠，当之无愧。无疑是大众文化的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货真价实，美国比不过。可见现代专制完全可以与大众文化你好我好大家好地共生共荣。但是···）但是民主，即使仅仅把它当作对软性的大众文化起保护作用的硬壳，从长远来看也要求着完全不同的一类品质：奉献，专注，有广度和深度的品质。（译按：现代专制也是对大众文化起保护作用的硬壳。施老师《什么是政治哲学》P38：“星球上的人俯视我们，可能会发现，民主制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不像单单考虑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问题时看起来的那么大，当然，只有极少数特别轻率和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说共产主义与民主制的区别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忽视。”）于是，我们就极容易理解此时此地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了。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是大众文化腐蚀作用的解毒剂，自由教育抗衡着大众文化除了“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什么也不生产的固有趋势。（译按：“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语。）自由教育是我们可以借着它从大众民主攀升至原义民主的阶梯。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里建设一个贵族制君子政治的必要必须的努力。自由教育提醒大众民主里那些还有耳朵来倾听的成员不要忘记人的伟大性和崇高性。（译按：施老师此处言自由教育在现代自由民主制社会里的作用，没有论及现代专制下自由教育怎么样。关此，可以另外注意两点。一是八、九十年代有一种很响的声音：告别崇高！告别理想！据说人人都搞个人主义了，专制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可以不打自垮。二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人人都关在个人利益的小笼子里，专制更稳固；没有了贵族，专制更难打垮。看来还是托氏对。）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自由教育的概念仅仅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教条地假定了现代民主的善。（译按：施老师自称现代民主的诤友，友而诤，就必须有所批评，不能溜须拍马，尽说好话。但此处施老师设“或者”问难自己前面所说的话，却说这些话是“教条地假定了现代民主的善”，好像是一个教条的民主自由派说的话。有趣。）难道我们不能转过身去背对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不能转向自然，回到有文字之前的部落生活？堆成山的印刷品是多少壮美林木的坟墓啊！难道我们还没有被它压迫够，恶心够，贬抑够？（译按：现在轮到堆成山的印刷品垃圾的制造者来抱怨网络信息数字山的压迫了。五十步与一百步。）说这只是浪漫主义，我们今天已经做不到回归自然了，是不够的：难道不可能未来的世代，在一场人为的大洪水之后，不得不生活在没有文字的部落里？我们关于热核战争的想法，难道不会受到这种展望的影响？（译按：网上听到过这样的叫嚣：“大不了打核战争，回到原始社会去！”。在“正义”的旗号下，说话行事无底线，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远的未来世代里，人为的洪水猛兽之来是完全可能的。施老师一再说：历史事件in the last analysis要用human nature来解释。Human nature有好有坏，私欲适度有节制，难言坏。私欲至于贪欲、征服欲，就是坏。说话行事出于贪欲、征服欲，原因在于贪欲、征服欲，理由却可以是“正义”，这样的事我们不是见得多了吗？所以要区分理由和原因，把堂皇的理由后面的真实的原因看清楚。理由说“正义”，原因在贪欲，合力做成坏事。无穷多的合力，再彼此合力，一层一层合上去，合成一场人为的大洪水，大灾难，有什么难呢？）大众文化令人厌恶，使得回到自然的渴望可以理解，但是到自然界去作有向导的套中游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没有文字的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受古老时代传下来的习俗统治的社会，古老习俗可以追溯至最初的创建者，神，神的子孙或神的学生；由于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文字，后来的继承者不能与最初的创建者直接接触；他们无法知道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或背离了最初的创建者的意思，或者是否用人为的增删破坏了神圣的教言；所以没有文字的社会无法做到持续一贯地遵循它的第一原理：最老的是最好的。只有当创建者有文字传下来，创建者向遥远的后代直接说话才成为可能。可见，想要回到无文字的原始去是自义悖谬（self contradictory）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书籍了,但是人生苦短，除了最伟大的书，还有什么可以相与终生呢。这方面和其他某些方面一样，如果我们在最伟大的诸心灵中选取一位为榜样，他以其特有的通感（his common sense）恰好作我们与最伟大的诸心灵之间的中保（mediator ,《新约》称耶稣为上帝与人的中保），这样就好了。苏格拉底未曾写一本书，但他读很多书。让我引一段苏格拉底的话，这段话以古人高贵的简单和低调的伟大几乎说尽了我们当前话题上的所有事情：“正如别人因一匹好马或一条好狗或一羽好鸟而喜悦，我则因诸多好友而更加喜悦。···过去有智慧的人遗赠后人的珍宝，都写在他们的书里了，我和朋友们相与商量，多方寻绎，发现好东西，连忙抉出，如此，常有收获，彼此相长。”记下这段话的人评论道：“当我听到如是说，我既感到苏格拉底是有福的，又感到他循循善诱，正引导着听者走向完美君子的道路。”（译按：色诺芬《回忆》第一卷第六章，商务中译P37。另参Pangle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之研究》写的序，是书P18；《色诺芬的苏格拉底》P29。）这一记载是有遗落的，因为它对于苏格拉底对过去有智慧的人的书里连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态度，不置一词，我们无从得知。（译按：“发现好东西，连忙抉出。”然则未予抉出的，就不是好东西，或不知是不是好东西。苏格拉底读书，也是有不知所读是不是好东西的时候的，关此，他是什么态度？施老师强调：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读施老师书，当学习施老师读古人书时如何提问和寻思。）从另外一个记载我们得知，有一次欧里庇得斯给苏格拉底一篇赫拉克利特的作品，而后问他对那篇作品的看法。苏格拉底说：“凡我所理解的，都是既伟大又高贵；我所不理解的，我相信这样说也对；不过要理解那篇作品，真的是需要一类特殊的潜水员。”（译按：苏格拉底所不理解的东东，也就是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东东的东东。这段记载表明了苏格拉底对赫拉克利特书中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东东的东东的态度，是对前面那段有遗落的记载的补充。苏格拉底对他所不理解而又值得去理解的东东，一定会百计探究。而对赫拉克利特书里他所不理解的东东，他敬谢不敏，还是让那类特殊的潜水员去努力吧！这节提苏格拉底的文字特别值得含玩。苏格拉底当然属于不再是学生的教师之列，是人类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他也读前人书，但不是作前人的学生，他有最重要的问题要探究，他在问题探究上有最深的开掘，前人未之或先。前人书中有他不理解的东东，与他的探究无关，他敬谢不敏，他不是像富人积累和占有财富一样积累和占有知识的学人。他不知前人书中他不懂的东东是不是好东东，但承认这些东东的伟大和高贵，这表现了他的伟大和高贵，低调的伟大，简单的高贵。施老师说作为最伟大心灵之一的苏格拉底可以作我们与最伟大诸心灵之间的中保，其意并非让苏格拉底当“助教”，帮助我们来读懂那些伟大心灵的伟大著作，助教仍是教授的学生，较有经验的学生而已。苏格拉底作中保，是以其特有的通感，这种通感首先是感通我们。在人类最伟大诸心灵中，苏格拉底确实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感通的。我们感通了苏格拉底，也就较容易感通其他最伟大的心灵。就是苏格拉底之后的伟大心灵和伟大著作，我们也可以苏格拉底作中保来感通，来理解。视苏格拉底为“中保”，非如尼采、海德格尔之“高看”苏格拉底。尼、海之高看，表现在对苏氏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攻击上。尼采视苏格拉底为“半神”，“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海氏视苏格拉底为人类基本存在问题的第一个解，同时为人类基本存在问题的首先的失落。尼、海都视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入了魔道，而苏格拉底是滥觞的魔鬼。他们高看苏格拉底，夸大苏格拉底的历史作用，负面的作用，并从而把苏格拉底批倒了，攻下了，他们自己不是更伟大吗？“中保”的看法平实得多，也准确得多。今日我们也可以视施特劳斯为中保。施老师以复活苏格拉底为职志，他读活了苏格拉底，他的通感容易感通我们。我自己有两个体会。一是商务文革前出过的世界名著译丛，我差不多买全，平时也翻翻，但不知该怎么读，很怅然；多少感通了施老师后，觉得能读了，有门径了，也有收获了。二是由感通而走上施老师的思想层面，回头再读史记左传等，见及许多过去见不及的东东；施老师作了我与太史公的中保，实在好。中保的地位似乎不高，上家下家，中保居中。现在人对自己衷心敬佩的人，喜欢用高调来推崇，不能或不愿采取平实的看法和说法，究其原因，是比武功、排座次的一念在作怪。在单位和业界里比武功排座次不过瘾，叫关公和秦琼也比武功，叫钱钟书和陈寅恪也排座次。比武功也是空话，其实并未认真地参究学习其招式，只是排座次而已。参施老师论思想家和学者的区别、关系。《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引言》，见《古典理性主义之重生》P.29-30。）
是朝向完美君子之道的教育，是朝向人的卓越的教育，自由教育提醒人们在意人的卓越，在意人的伟大。自由教育以什么方式、藉什么助力提醒我们在意人的伟大呢？我们不能足够充分地说清楚自由教育究竟是什么。（译按：前文先提出自由教育的一般“定义”：“文化里的教育”，“以相当的细心读伟大的书”等等，然后提出这样的“定义”有困难，继而限定问题：“此时此地自由教育能够意味着什么？”则回答很清楚：大众文化的解毒剂。此处再回到一般定义问题，言明仍然是不能充分说清楚，后文将进一步展开讨论。施老师行文，理路由浅入深，简单而清楚，就是说不清楚的地方，也清楚地标明：“此处说不清楚。”说施特劳斯“晦涩”，不知从而说起？说读施特劳斯使中国人的“学术写作”变“晦涩”了，怪不得施老师，是“读”的问题。读施后的“晦涩”，不是“晦涩”，是不通，也许本来就不通。）我们听过柏拉图的建议：教育在最高义上是哲学。哲学是追求智慧，或曰追求有关最重要、最高级或义蕴最丰富的事物的知识；他提出，这样的知识是德性，也是幸福。但智慧于人不容易近前，所以德性和幸福总难圆满。撇开这一点，哲人云者，可并不只是智慧而已，哲人，也唯独哲人，堪称是真正的王；（译按：哲人以其本性，已经是真正的王了。这一点，与《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君子in their own right已经是统治者，而非选出来作为统治者”，理路上是一致的。）他堪称拥有人的心灵有能力具备的全部最高度的卓越。由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是哲人，我们不可能得到最高形式的教育。可不要被一个事实蒙蔽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说他们是哲学家。（哈哈——译者）这些人使用了一个宽泛的表达式，为图方便该表达式才显得必要。而他们的意思大概不过说他们是哲学系的成员。（哈哈哈——译者）以为哲学系的成员就是哲学家，跟以为艺术系的成员就是艺术家，一样的可笑。我们不可能是哲人，但我们可以爱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哲学化（to philosophize）。这种哲学化，其原本和一种主要的方式，就在于倾听伟大哲人之间的谈话，或者更一般更谨慎地说，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谈话，从而也就在于研读伟大的书。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的心灵，决不限于西方。我们受阻而不能倾听印度和中国的最伟大的心灵，是出于一种不幸的原因：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不可能学懂所有的语言。（译按：不能读中国和印度的伟大的书是施老师的不幸，可以学施老师读柏拉图、色诺芬和修昔底德的样，来读孔子、孟子、佛菩萨，来读春秋、左传、太史公，是我们的幸运。）
重复一遍：自由教育就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谈话。然而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压倒性的困难：离了我们的帮助谈话并不会发生，事实上，是我们必须使谈话发生；最伟大的心灵则是在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为对话，把他们的“各顾各”（“side by side”）转为“一起来”（“together”）。最伟大的心灵甚至当他们写对话时也是在独白。我们读柏拉图对话，我们观察到从来没有一篇对话是在最高位阶的诸心灵之间进行的：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在一个高位阶的人跟位阶低于他的人之间进行的。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不可能写一篇两位最高位阶的人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必须做一件连最伟大的心灵都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了。让我们正视这一困难，困难如此巨大，看来就像在谴责自由教育简直荒谬。最伟大的诸心灵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往往互相矛盾，他们敦促我们裁判他们各自的独白。我们不能够径直相信他们中任何一位之所说。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够不注意到我们没有本事来做裁判。
事情的这一状态在我们眼前被遮蔽了，是被一些云翳般轻浮的错觉（facile delusion）遮蔽的。我们免不了有意无意地相信我们的观察立足点（point of view）要比最伟大诸心灵的高、优越，这，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观察立足点是我们时代的观察立足点，而我们的时代既然晚于最伟大诸心灵的时代，就可以假定比他们的时代优越；或者是因为我们相信最伟大诸心灵中的每一位都只从他自己的观察立足点来说才正确，却并非如他所声称径直就是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径直就正确的实质性观点（substantive view），而只有一个径直正确的形式化观点（formal view）；这个观点乃是出于一种洞察：每个义蕴丰富的观点（view）都相对于一个特殊的视角（perspective），或者说，所有义蕴丰富的观点都互相排斥，故没有一个能是径直就正确的。把我们的真实处境向我们遮蔽起来的轻浮错觉总的说是这样的：我们已然，或曰能够，比过去最聪明的人们还要聪明。被错觉诱导着，于是我们扮演的不是专心和诚恳的听者，而是舞台监督或驯兽员一类。不过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令人生畏的处境，我们想超出专心和诚恳的听者来做裁判的必要性造成了这一处境，然而我们实在是没有本事做裁判。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根源在于我们丧失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干脆就是权威的传统(simply authoritative traditions)，丧失了给予我们权威指导的nomos，因为我们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都相信一个纯理性社会（a simply rational society）的可能性。每个人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寻路，不管他是多么的软弱和无能。（译按：没有了权威的传统来指导，必须自己寻路，结果乃是从众，并非真自己寻得了路，此即mass society也。有副对联：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转从众人之价值作价值，横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犹如此也。所以，纯理性社会是不可能的，实现出来就是“科学”指导的大众社会，这里所谓“科学”，也是大众化的，庸俗的，不够格的。）
在这整个局面中，除了那内在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以慰藉。我们深知，哲学有操守，哲学反对好为人师，哲学只是内在地堪为人师。如果不是对某件重要的事情时不时地有所理解，我们就不能进行理解；而这一理解的行动可以伴随着对理解的自觉意识，伴随着理解的理解，伴随着noesis noeseos，而这是如此高尚、如此高贵、如此纯洁的一种经验，亚里斯多德会说只有他的神才配拥有。这一经验跟我们最初所理解的东西是令人愉悦还是令人不快，是美好还是丑陋，完全没有关系。它引导我们认识到，只要有理解，所有的罪恶在一种的意义上就都是必然的。它使我们有力量以上帝之城好公民的精神来领受临到我们头上和令我们心碎的所有罪恶。（译按：耶教：人打你的左脸，再给右脸让他打。佛教：贪嗔痴是恶根，爱情属贪，故谓“贪爱”，贪爱是恶。耶须信，佛须悟，苏格拉底、施老师一路，须理解。理解之定位，当由此观之。《高尔吉亚篇》苏格拉底问Polus：“犯罪的人和受罪的人，谁个更苦？”问答推理的结论是：犯罪的人更苦。信、悟和理解，都能给人以“领受罪恶”的力量。）通过意识到心的尊严，我们认识了人的尊严的根据，从而也认识了世界的善，不管我们看这世界是创造的还是固有的，这世界是人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的心灵的家园。（译按：人的尊严的根据是心的尊严，最伟大诸心灵以及他们的伟大著作最能体现心的尊严。摒弃了伟大的书，与伟大的书毫无缘分，人的尊严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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